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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義與溫度

文/倪又安

   記得我父親在世時,最常跟我說他的人生其實深受他的父親、也就是我的爺爺的影響。至於我爺爺的影響具體為何?又有哪一些價值觀念?我想,大多數認識我父親的朋友、學生,除了極少數特別親近者,大概不會知道倪再沁在其衝撞體制、敢言敢行的外在形象之下,反而是一直受到「揚名聲,顯父母」或者「不孝有三,無後為大」這些極其世俗的教條所制約。如此的世俗性,甚至是保守的儒家特質,若積極反應在做人處事的大原則上,反而又會體現出古代讀書人「擇善固執」、「知其不可而為之」以及「重義輕利」的浪漫性格。我父親以一介藝術史學者、水墨畫家,最終投身臺灣流行音樂的文化主體性運動,並且在這場理想的追逐中燃燒完生命之餘光,不正是知其不可但還是必須為之的浪漫嗎?


一九九八年,靜宜大學藝術中心成立時,我父親一次捐贈上百件私人收藏的作品,而後只要他有機會,又不斷捐出新的藏品給靜宜;可以說,他一生的收藏盡在靜宜大學。何以他如此獨厚又偏愛靜宜大學?而不是他的母校文化大學,或者與他關係最深厚的東海大學?這原因實在一點也不複雜,非關宗教信仰,亦無涉人際交情;反之,唯重義與報恩而已。一九九二年,我父親應徵國立藝術學院(現國立臺北藝術大學)美術系教職,在已經完成三級三審並且連研究室都已確定的情形下,竟因為原先預備退休的老師突然決定繼續教書,而導致「開缺」不算。對於當時的他來說,這本是他的第一分正式教職。本來準備好全心投入教學,瞬間淪為失業者,他的失落與憤怒自是不難想像。正是在他最悲慘的時刻,靜宜大學中文系剛好需要一名能夠教書法、篆刻的專任老師。一九九五年暑假,原本預計從高雄搬回臺北的他,最後幸運落腳臺中。每一次他聊到捐贈作品給靜宜藝術中心時,他總是跟我說:「人要懂得報恩,講義氣,靜宜在我最困難的時候,讓我第一次有機會專任,讓我能穩定的研究、創作,這分情永遠還不完!」他實際在靜宜教書的時間並不長,一九九七年他就到省立臺灣美術館(現國立臺灣美術館)當館長了,後來他再也沒有回到靜宜教書,可是他收藏的作品,二十年來不斷成為靜宜藝術中心的典藏。


談到我父親的收藏,我所知是有限的;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們父子幾乎很少一起生活,另外也由於他收藏高峰的九○年代初期,我還只是個就讀國小、國中的根本不了解藝術領域的小孩。然而,從我今天的眼光來分析,以及就我父親曾經向我提及的一些細節,他的收藏大致可以分為幾大類。第一類,是來自畫壇的朋輩,主要是八○年代他移居高雄以後一直到九○年代中期他離開南部為止。這階段他與一幫志同道合的畫家一起參與「高雄現代畫學會」,樹立與臺北的雅痞洋派相對立的「黑畫」,並與陳水財、李俊賢一起致力於評論寫作,被外界稱為「高雄三支筆」。那時的他身為一位窮畫家,財力自是有限,但每當這些朋友辦畫展時,要不實在太喜歡而衝動買下,要不就是不忍心看到朋友「成績太差」,所以自己捧場相挺一下。陳水財、李俊賢、陳隆興、蘇志徹、李明則、石晉華等人的作品,大致就是如此「入庫」的。第二類,則是來自學生,這部分便是九○年代後期他到臺中教書之後的事。我父親是個愛才惜才、同時學生優秀用功他會以很實際的方式進行鼓勵的老師;正因如此,他常在學生畢業展時買作品,用意是為了年輕藝術家剛出社會能有一點資本後盾繼續堅持創作。陳介一、吳繼濤、陳秀楟、范峻銘、倪婉萍等人皆出自東海美術研究所,他們的作品受我父親收藏,說明他們某種程度上皆為「得意門生」。最後一類,我姑且稱之為「雜類」,也就是不屬於上述兩類且來源各自不一的作品。如董振平的版畫,是因為他們兩人彼此欣賞,董振平豪爽相贈的禮物。史紫忱的草書蒼勁而具文氣,下款還提了「再沁弟」,當是老師鼓勵學生的手筆。大陸藝術家徐冰、邱志傑等人的作品,則是多年以前趁參訪交流時「隨興」買下,沒想到他們今日都已身價不凡。更有意思的是余偉,有一年過年我父親拿著兩張余偉的立軸給我看,他說:「余偉是我的大學老師,九十多了還能寫字畫畫,筆墨老辣蒼勁啊!可惜沒有什麼人記得他。我去拜年看老師生活很清儉就跟他買了兩張。」由此可見,我父親對他自己的老師是充滿感情的。

   礙於篇幅,我不可能每一件作品都仔細說個分明,況且那也不是我的收藏。我父親不是個專業的收藏家,他收藏不是為了增值,也不是為了建立藝術系譜。他的收藏是基於各種理由——喜歡、交情、提攜、感念等等,而這些理由都是如此的人性,平凡中透露著人的溫度。我期許有緣到靜宜大學藝術中心看這兩檔展覽的觀眾,能夠從眾多收藏中看到我父親的身影,一個有情有義的可親的身影。